近日，由中國法學會網絡與信息法學研究會主辦、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承辦的第六屆“網絡法治三十人論壇”在京召開。來自中央網信辦政策法規局、中國法學會網絡與信息法學研究會、中國信通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中國法學會研究部、多所高校和企業智庫等的近40名代表及資深專家學者與會。會議以“依法治理網絡空間”為主題，就個人信息保護、網絡空間治理、國際治理規則等角度進行了討論。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新寶：
“守門人”特別義務還需進一步完善
《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制定趕上了互聯網以及互聯網經濟發展的新階段，為野蠻生長階段畫上了句號，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強化網絡平臺等大型在線企業的治理，配置與其控制力和影響力相適應的個人信息保護特別義務，正在形成全球普遍共識。我國目前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適應這一趨勢正當其時，對這些企業的個人信息保護義務作出特別規定。
在《個人信息保護法》中增加“守門人”的特別義務，在立法例上有可供參考的經驗，并具有技術上的可行性和經濟上的合理性。平臺規則的建立是《電子商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無法完全覆蓋的。在具體的行為合法性的考量上，還需要進一步明確，包括協助調查中如何認定行為主體的違法違規性、社會責任報告的寫作指引和制度安排等。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
個人信息處理權利本質上是公法權利
《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核心是防控大規模、持續性的個人信息處理中的風險。第四章規定的個人在個人信息處理中的權利與第二章、第三章規定的處理規則、跨境提供規則共同構成了一套監管規則。個人在個人信息處理活動中權利的控制對象不是個人信息，而是控制處于強勢的非對稱權力結構當中強勢一方的信息處理整合工具，個人在個人信息處理中的權利，本質上其實是一種公法上的權利。
從功能上看，個人在個人信息處理中的權利是工具性的權利，可以從程序正義和分配正義的角度來理解。在程序正義上，主要表現為權利訴訟中的防御性權利，對抗強勢的個人信息處理者；在分配正義上，可攜帶權、刪除權等競爭性權利對資源的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對數據高度結構化的要求可能會對小企業產生過高的成本，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
在救濟上看，《個人信息保護法》中增加“個人信息處理者拒絕個人行使權利的請求的，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睂�人信息權益受到侵害時的救濟渠道提出了新問題，民事訴訟的提出是否需要窮盡行政救濟？應當遵循權利的性質和與之相匹配的救濟手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學峰：
個人信息處理者的義務有待細化
個人信息主體的權利依賴于個人信息處理者的義務的履行。在對個人信息處理義務的規制上，一方面對小型的個人信息處理者，授權國家網信部門就小型個人信息處理者制定專門的個人信息保護規則標準；另一方面，對一般的個人信息處理者，即達到網信部門所規定的數量標準，要求指定個人信息保護負責人，以達到區分設計。
在未來的法律適用中還可能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如何理解“重要的互聯網平臺服務”，具體包括哪些類型？公平公正的標準如何判斷？平臺管理過程中的誤判如何救濟？平臺未盡到此類公法義務時，個人是否存在民事上的請求權？在對平臺施加責任的同時，也作出了管理平臺用戶的授權，僅僅依靠司法手段進行救濟是不足的，需要制定特殊的規則。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支振峰：
怎樣規制平臺對個人的單向操縱
社會科學革新的過程中，大量的知識失效。誕生于西方工業時代的現代法學或知識，愈發不足以解釋新型社會，愈發難以解決中國問題，而對時代和世界的重新思考并未同步增強。在時代背景下，應該從功能的意義上看法律，在動態的演化和場景化的意義上去理解法治。信息時代對法治機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國家安全。而人類的大變局，體現為新空間的創生，即本次論壇的主題：網絡空間。
信息時代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最根本變化是操縱，即平臺與個體之間單向透明的操縱關系。因此需要重新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何利用法治作為人類尊嚴和自由的最后的庇護，重新把“人”找回來。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張龑：
《個人信息保護法》和《民法典》應平行適用
《個人信息保護法》與《民法典》兩部法律之間的關系，既非上位法與下位法的關系，也不是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
網絡空間不是單純的虛擬空間，而是虛擬空間和物理空間的結合。《民法典》是物理空間的法，在這個空間里國家是基本秩序單位。物理空間時代公法與私法界限清楚，而網絡空間中國家地位不明確，公共和私人的邊界也沒有清晰劃定。所以，《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性質更為復雜，既非公法也非私法，而是一種過渡法。因為，網絡空間還處于形成過程中。
正所謂“法律一經制定，就過時了”。《民法典》是物理空間時代立法的產物，屬于比較典型的私法�！秱�人信息保護法》是網絡空間時代立法的產物，基本原則是目的必要，也就是兼顧個人信息保護和網絡發展。目前來說，《個人信息保護法》應該和《民法典》平行適用，將來二者之間會相互融合。
中國法學會法治研究所研究員劉金瑞：
將影響國家安全的個人信息集合納入重要數據
數據經濟時代帶來了新挑戰，數據安全的范式從以往的數據三性變為數據利用安全，即增加了可控性和正當性的要求，以風險管控為中心。
個人信息不僅涉及個人利益，也可能影響國家安全，可能被以威脅國家安全的方式利用。在這一方面，歐盟以“權利保護”為名作出限制，而美國將敏感個人數據納入外資安全審查。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提出了個人信息跨境提供的規則，還有進一步收緊空間。建議將影響國家安全的個人信息集合納入重要數據；注重《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的分工；建立高透明度的數據安全評估審查制度；建立重要數據出境管制制度，而非數據出口管制。
北京科技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張凌寒：
平臺算法的“穿透式監管”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良好的監管”應當具備侵入性、全面性、適應性，敢于質疑，積極主動，并形成決定性的結論。美國《投資公司法》提出了“看穿規則”。在此背景下，“穿透式監管”在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中首次被作為政策概念正式提出，要求各監管機構按照“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甄別業務性質。
平臺算法的“穿透式監管”怎么做？第一，穿透“僅提供網絡連接”的技術面紗，涉及用戶行為、避風港規則；第二，穿透“互聯網創新商業模式”的面紗，涉及控制力、平臺用工、推薦內容；第三，穿透“法人企業”的面紗，只對結果追責，涉及算法設計運行行為。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許可：
《個人信息保護法》與有關法律的關系
《個人信息保護法》和其他法律的關系：與《憲法》的關系，是母法與子法；與《民法典》的關系，涉及平等主體間的規定的內容，是從《民法典》第四編第六章“個人信息保護”所衍生的特別法；與《網絡安全法》的關系，是取代其第四章“個人信息安全”規定的新法；與《數據安全法》的關系，是對涉及個人信息數據處理活動的補充法；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商業銀行法》等專門性法律的關系，是特別法與個人信息領域的一般法。
《個人信息保護法》和國際法律的關系，涉及條款則包括：中國境外處理境內自然人個人信息（第3條第2款）；信息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信息（第38、39、40、42條）；因司法協助或行政執法協助的個人信息出境（第41條）；針對境外國家或地區的貿易對等措施（第43條）；國際條約、協定的例外規定（第41條第2款）。
東南大學法學院博士劉雙陽：
以刑法保護已公開個人信息應進行合理性考察
從積極預防濫用個人信息風險的立場出發，司法解釋將知情同意與否確定為判斷是否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關鍵性標準，導致我國司法實踐中傾向于以未獲得信息主體“二次授權”同意為由，對擅自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已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一律入罪規制。目前，前置法對已公開的個人信息的處理規則作出重大調整，旨在避免對個人信息處理行為過度規制，促進個人信息合理利用，因此，刑法學需要及時對已公開的個人信息處理規則的變動作出闡釋和回應。
信息主體擁有有限的信息自決權，信息處理者擁有數據財產權。利益平衡視角下，考察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司法邊界，應當基于比例原則合理處理。正當性審查階段，判斷是否符合個人信息公開的目的；適當性與必要性審查階段，判斷是否改變個人信息被公開時的用途；均衡性審查階段，判斷是否侵害信息主體的重大利益。
北京字節跳動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丁道勤：
及時思考個人公開信息保護規則
個人公開信息利用的涉訴案件越來越多，例如：轉載裁判文書網公開的判決書是否侵犯隱私權及個人信息利益，能否收集處理政府信息公開等依法公開的個人信息，能否收集處理個人自行公開的個人信息，能否收集處理企業自行公開的個人信息等。
各國對個人公開信息的態度不一。美國加州等直接在個人信息定義中排除公開信息，歐盟、新加坡等將“公開可獲得”作為某類違規數據處理行為的抗辯理由，日本、加拿大等國直接將公開信息作為無須取得主體同意的例外情形。我國《網絡安全法》、《刑法》也規定了部分個人公開信息保護的公法規則，《民法典》規定了個人公開信息的“合理利用”，《個人信息保護法》第13條和第27條明確規定了合理范圍內處理自行公開或已經合法公開的個人信息屬于合法性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