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春松靜靜地坐在辦公大平面的角落里，眼睛緊盯著電腦——每一個需要尋求新中歐投資支持的項目，都要經過這個副總裁的把關。在大平面上與他一同工作的下屬們不會知道，這個極為嚴謹、對項目風險把控極謹慎的“老總”，曾經也“瘋狂”過。

　　5年前，剛從學校畢業的他以上海大學生科技創業基金會工作人員的身份，陪著幾個同齡的應屆生一起四處找貸款。“（小額貸款公司）連利率都懶得跟我們談，直接就被拒了。”在四處融資無門的情況下，金融專業科班出身的他，和基金會另一個上海年輕人一起，分別將自己位于上海市中心的老房子拿出來作擔保，為上述大學生初創企業貸款150萬元。

　　這家初創企業，現在的名字叫“泰坦科技”——它在2012年、2013年分別融資1.03億元，最新一輪的融資目標是1.5億元，它的年營業收入約3億元，凈利潤約10%。

　　大學生創業缺資金，同齡投資人抵押房產伸援手

　　“現在科研人員做一個項目的時限越來越短，有的項目只給6個月時間做，但為了等一個緊俏試劑，有時就要一兩個星期。你說，他們愿不愿意多花幾十元、100元來盡早買到試劑？”上海大學生科技創業基金會的會議室里，泰坦科技總裁張慶正向一家投資公司的代表介紹企業概況。

　　泰坦科技是一家專門為科研機構和人員提供科研試劑、儀器儀表、安防耗材、特種化學品的企業，用時下流行的術語簡單概括，它就是一家科學服務提供商。這家公司的董事長謝應波，每次在公開場合發言時，都不忘帶上一個“大學生科創基金投資人抵押房產幫忙融資”的故事。

　　這個故事，總是最能打動人。包括謝應波本人在內的6個泰坦創始人，都是出生于1981年、1982年的80后，而那兩個傻乎乎抵押房產幫他們創業融資的“投資人”，與他們也是同齡人。

　　拋開2006年創業時，一幫創始人的“低齡”不談，泰坦這家公司直到現在，也極年輕。它現有200多名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六七歲的員工，其中約1/4的員工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學歷。2009年時，面對這群創業大學生，誰會愿意冒險借錢？

　　別看現在的張慶西裝革履，與人談融資至少都是上億元的“大手筆”，創業早期，他也曾為了100萬元以下的小額融資頭疼過。彼時，泰坦的創業團隊成員坐著地鐵四處找錢。談過小額貸款公司、銀行、基金會等數十家單位，基本處于無人應聲的狀態。

　　劉春松至今仍記得張慶第一回打電話來找他融資，“人徹底懵了，急得快哭了的感覺”。那時的泰坦，著急要錢周轉，但越是著急、越提出高利率誘惑，就越是沒人愿意借錢，再加上大家本身就對大學生初創企業存在不信任感，貸款極難。

　　那時，就連具有政府背景的上海市大學生科技創業基金會（下稱科創基金會），要找錢也非常困難。劉春松說，最后是與該基金會有合作關系的泰隆銀行拿出150萬元，但要求貸款方有固定資產抵押。

　　泰坦的6個創始人那時正集體“群租”在一間三室兩廳房屋內，根本沒有可以抵押的“不動產”。科創基金會的好朋友劉春松和王萌各自抵押一套自有住宅，才貸下款來。“我就是認人，虧了也認了。”劉春松說。

　　6個應屆生的團隊，能辦成事兒嗎

　　泰坦的6人團隊，其實在大多數投資人眼里，是不應該“認”的。這個創始團隊人數太多，穩定性不足。投資人最喜歡的團隊，應該只有一個到兩個創始人，這樣的團隊決策效率高、船小好“調頭”。

　　華東理工大學對門的樓園小區，是這個6人團隊最早的窩。2009～2012年，泰坦的6個創始人以每月不到3000元的租金，租住在此。出乎大多數投資人意料的是，這6個人，從2006年畢業創業至今，從未分開。

　　劉春松告訴記者，泰坦是他從事投資行業以來，見過的股東股權最平均的一家公司。但這，嚴格意義上來說，不是一件好事，“按道理，應該是有一個主導者占大部分股權，有一個人能說了算。太平均的話，大家誰說了都不算”。

　　張慶也證實，在創業初期，一些風投機構代表來公司考察，“（風投）看到你有6個人的創業團隊，立馬就閃”。

　　這或許就是應屆生創業的“坎兒”，他們誰都沒有創過業，誰都不太懂得股權分配方面的門道。但同時，這也是應屆生的優勢所在。“很純真。他們有一個自己心中默認的負責人，一切行動都能協調好，沒那么多功利心態。”劉春松說。

　　6個應屆生創業，給自己開了極低的工資。第一輪融資前，人均月薪1500元；第一輪融資后，人均2500元；第二輪融資后，漲到了七八千元。

　　張慶說，創業初期“股權平均”雖然間接影響了融資，但這一做法卻直接作用于創業成功的概率，“大家股權均等，每個人都把公司當自己的公司在做，每個人都負責一塊內容、帶一支團隊，做事不給大局埋地雷”。

　　前一陣子，泰坦要從原本幾百平方米的辦公室搬到自建的6000平方米的新工廠，6個創始人齊上陣，利用國慶長假，愣是把幾萬只小瓶裝的試劑送到了新址，“這些產品又小又貴，我們舍不得啊，怕找工人搬給弄碎了。”國慶長假，張慶說，6個股東每天早上六七點開工，晚上十一二點完活兒，每一個品類產品的庫位都是他們親自安排的。

　　專投大學生初創企業，成功率達三成

　　泰坦之后，劉春松再沒干過抵押房產投資初創企業的“傻事”，“這種模式不可復制。”但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大學生初創企業遠沒有投資界人士說得那么“不值一提”。

　　在一個天使投資人與創業型企業云集的會場上，一名有著10多年投資經驗的“老天使”告訴記者，他反對大學生一畢業就創業，他也不會把錢浪費在大學生初創企業身上。“成功率太低，不值得。”在投資人與創業企業交換名片環節，他也當面提醒那些不到30歲的、年輕的創業者，“一畢業就搞企業太難，我們不會投的。”

　　但實際上，記者注意到，在美國的硅谷、東部的麻省，以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為代表的大學生創業孵化體系，業已建成。以哈佛大學i-lab實驗室為例，青年學生們可以把自己“異想天開”的點子遞交到實驗室，無論多么“不靠譜”的項目，都會有專門的業內教授被派來指導，初始階段，就會有天使投資的介入。

　　最新的一個案例是“蟋蟀零食”。哈佛的4個學生想到用蟋蟀做成薯片狀零食的點子，得到i-lab導師的輔助，如今已成立Six Food公司，獲得了Kickstarter（美國最大的公眾集資公司——記者注）資助，吸收了1300人投資的7萬美元資金。該項目如今已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核準，計劃推出海鹽、碳烤、芝士3種口味的蟋蟀薯片上市。

　　但在我國，投資人卻對大學生初創企業“敬而遠之”。這種現象，在政府方面的推動下，正逐步得到改善。

　　以上海專投大學生畢業5年內初創企業的科創基金會為例，劉春松告訴記者，它迄今投資的1000多個項目中，“死了”1/3，“勉強活著”1/3，另有1/3“活得不錯”，“有的是小買賣，賣個豬蹄、搞搞培訓，一年掙個幾十萬元，也算可以”。

　　劉春松認為，大項目不可能送上門來，自己培育的“小項目變大”才最靠譜，因此，他堅持投資初創科技型企業。

　　他現在所在的新中歐創投，就是科創基金會下轄的一個投資機構，這個機構現在被作為科創基金會的一個接力基金來使用，“過去科創基金非盈利，投一個項目，扶持好了，就原價退出，創業失敗，錢就算了；現在不同了，新中歐是市場化的創投，我們投一個項目，將來成長好有收益了，就把收益要回來，再反哺到科創基金里”。

　　這只接力基金對科創基金的貢獻極大。劉春松說，科創基金最初只有政府撥付的5000萬元，如今在接力基金的“接力”下，已經成長到10億元，“這就充分說明，大學生初創企業挺靠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