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獲得通過。根據其中規定，廣東產假最長可達208天。

　　據媒體報道，除了廣東之外，全國29個省份均已經完成了計生條例的修訂，都取消了晚育假，將產假的計算方式調整為“國家規定假期98天+生育獎勵假”。

　　大多省份(新疆、西藏除外)均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女職工的產假天數，目前各省份的生育獎勵假為30天至3個月不等，各地女職工可享受的產假為128天至190天不等。

　　在29個省份的計生條例修訂中，北京、吉林、重慶還對產假天數設置了彈性規定，經女職工單位同意或批準，可以延長假期。其中，北京規定，女職工經所在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同意，可再增加假期1至3個月。

　　吉林規定，除158天假期外，女職工經本人申請，單位同意，可延長產假至一年。重慶則規定，除128天假期外，女職工經本人申請、單位批準，產假期滿后可以連續休假至子女一周歲止。因此從理論上看，重慶產假可休的時間最長。

　　產假延長了，會不會加重就業性別歧視?

　　此番全國普遍性地延長產假，是否會加大企業成本，從而使得企業在招聘時，更多地選擇男性，而不是婦女呢?

　　這個問題，從延長產假的消息出來時，就有媒體開始關注。

　　在延長產假尚未引起廣泛討論的2013年，人民網曾經做了一次關于就業性別歧視原因的網絡調查。在當時，“生孩子”成了最多人認為的就業性別歧視的原因。

　　超四成網友認為婚育歧視是歧視女性首因

　　由此可見，延長產假加重就業性別歧視，并不是杞人憂天。

　　就業性別歧視，本質是什么?

　　今天我們在談論產假問題時，似乎在面對婦女權益和婦女就業問題上進退兩難：要更好地保障婦女權益，似乎就會加大企業成本，影響婦女就業;而為保障婦女就業，似乎也需要以婦女權益作為代價。

　　從歷史上，婦女權益和婦女就業之間的矛盾，有著比今天更為深刻的分析。

　　建國初期的50年代，一方面需要實行廣泛的婦女解放工作，另一方面也需要保障工業水平的發展。

　　1949年，第一屆全國婦聯主席蔡暢在“工會工作會議”上總結婦嬰福利工作：

　　“對這一工作的進行首先應有的認識：

　　工人福利要隨生產的發展而逐漸改進提高，目前生產不發達，男工失業者還不少，如果對女工福利要求太高，反易造成女工失業的危險。

　　其次，要根據整個工人福利進行的程度來進行;如果整個工人福利還未做到，而首先提出婦女福利的過高的要求也是辦不到的。

　　當然，必須辦到與可能辦到的福利工作，不做也是錯誤的。”

　　蔡暢(1900-1990)，原名蔡咸熙，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女權主義領袖 ，無產階級革命家、婦女解放運動領導人之一。

　　在這里，我們可以根據蔡暢的分析來重新看延長產假的問題：

　　首先，延長產假在當今的生產力水平發展來看，是否要求太高?

　　放到今天，這依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下的問題。

　　在經濟下滑、失業率上升風險較大的環境下，總會出現社會管理者會更優先保障男工就業還是女工就業的問題。

　　在延長產假的討論中，有網友提出，為何不把男性的陪護假延長，這樣可以更好地體現家庭分工的性別平等。

　　從每一次的經濟危機經驗中可以知道，當社會出現大規模失業的危險時總會以“婦女應該更多地承擔家庭責任”的借口，讓婦女率先退出就業崗位，為以后的裁員大潮埋下伏筆。

　　延長男性陪護假，可能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意。

　　仍有許多人認為男性才是家庭經濟支柱，婦女負責家庭責任。

　　而延長產假，恰恰也就從法律上，使婦女用更多的時間來承擔生育這個所謂的家庭責任。在這情況下，保障婦女的政策不僅僅是可能加重性別就業歧視，更是為經濟環境惡化之下可能出現的女工失業率提高“創造”合理解釋。

　　其次，延長產假在當今整體的工人福利水平來看，有沒有超前?

　　實際上，我國大部分的工人都只能拿到最低工資，要多拿工資，只能依靠大量的加班時間。

　　而在產假期間，雖然是帶薪假期，但廣大的女工只能拿到沒有加班費的最低工資水平。這樣的工資水平，養活自己已經不錯，但要養育嬰兒的話，就只能祈禱孩子ta爹能夠多加班了。

　　這樣的情況，一方面是產假期間女工工資無法保障她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加深了“男人才是家庭經濟支柱”的傳統觀念，容易使得婦女在家庭分工中處于更為不利的環境。

　　建國初期婦女解放政策，是如何保障婦女權益?

　　那到底，延長產假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延長產假的出發點貌似是好的，可以更好地照顧孩子;但如果延長了，似乎也會出現各種問題。

　　如果單純從是否應該延長產假的角度思考，其實還是陷入了讓婦女承擔家庭育兒的邏輯之中。反之鼓勵男性也更多地承擔育兒責任，實際上也是一樣——無論男女，家庭中的個體都被家庭束縛了。

　　1950年，蔡暢在全總第一次全國女工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中有提出她的觀點：

　　“(工會)女工部要做幾件與女工群眾切身利益有關的具體工作，如婦女衛生，托兒所工作。

　　因為只有減輕女工對家務孩子的牽累，適當保護女工的身體健康，解除女工思想上的顧慮和生活上的特殊痛苦，才能更好地去動員與團結女工，從而發揮她們的生產積極性。”

　　50年代托兒所

　　建設托兒所，是為了實現家庭勞動的社會化，以社會化勞動的方式，把個體從家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到了1951年，康克清在全國婦聯第一次婦女兒童福利工作會議上報告稱：

　　“全國各地建立了一萬五千七百多處兒童福利機構(包括各種托兒組織、幼兒園、兒童救濟機關)，使五十二萬七千多名兒童的母親解除了或減輕了在勞動中所受孩子的牽累，使在工廠工作的母親們得以全力參加生產，有些在生產競賽中獲得了集體的或個人的模范稱號。

　　在農村，凡在農忙季節成立了農忙托兒組織的地方，生產效率一般都提高了。”

　　當年全國女工大概有九十多萬，也就是通過托兒服務的建設，全國過半數女工減少了家庭對她們的束縛，同時也促進了工業和農業的生產。

　　世界上第一個托兒所是由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所創立的。當時他創辦托兒所，正是專為工人子女所開辦。

　　50年代，我國提倡創辦托兒所，也首先是要照顧困難職工子女。以社會化的勞動來解放個人。

　　但在今天，托兒所卻成為了市場化的賺錢工具之一。高價的費用使得工資水平低下的工人望而止步，育兒工作重新回到家庭。

　　當所有的社會化勞動一并市場化，過去的福利成為了買賣交易之后，工人重新變得“除了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無法與資本抗衡。資方可以隨意在任何的領域加深對工人的剝奪，法律政策即使有著再好的保護，也無力保證工人免遭資本的反撲。

　　因此，才會出現了底層的工人、婦女在面臨任何的福利政策時，都會患得患失。因為ta們有著最深的感受：從老板那拿到的任何一點小福利，老板們總會想方設法從ta們身上別的地方，挖回更大的一部分“利潤”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