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中國正在經歷最大的海歸潮，十多年前每送出7人留學，迎回一人，現在八成人會回來。

　　有人問他們：“人家都往外跑，你們都往回跑干嘛？”而在很多海歸的內心深處，卻心存悔意。他們后悔的并不是回國本身，而是回國遲了。

　　2013年4月24日，歐美同學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時代與未來三十年”論壇，《鄧小平時代》作者、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教授（Dr.Ezra Feivel Vogel）演講并座談。視覺中國供圖

　　命運之力有時變幻莫測——很多年前，趙海平登上赴美國的飛機時，以為自己踏上了一條“不歸之路”，此后的20多年一再證明了這一點。他是中國一個省份30年前的高考狀元，畢業于美國的名牌大學，在世界高科技之都硅谷擁有成功的事業，加入了美國國籍，把父母也接到了美國。一個典型的“美國夢”的故事。

　　但在2015年3月，命運顯示了它神秘的力量：趙海平辭掉工作，坐上了飛往中國的航班，重新尋找機會。

　　連他的新雇主起初都不太確信他的決定。一位招募他的人力資源經理回憶，他的到來“大家都沒想到”。

　　趙海平是臉書（Facebook）的第一位華人工程師，因做了一項軟件優化從而為公司節省數十億美元而為人稱道。

　　但是現在，他感到自己回來得有些遲了。他注意到，回國熱已經持續了一個時期，特別是在李彥宏等人回國之后。2000年回國的李彥宏創辦了百度。

　　“我意識到了，很多人已經回去了，國內的機會太多。”趙海平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起初，他沒有兌換足夠的人民幣，向朋友借了10萬元用于周轉。在杭州，他租下房子，分別購買了中美兩國的醫療保險，一年申辦一次工作簽證，忍受骨肉分離的痛苦。

　　“國內互聯網的規模是超出我想象的，”他說，“你沒法想到——哦天啊，中國的盤子可以做得這么大！”

　　遵照臉書離職者的傳統，趙海平在臉書上張貼出自己的工牌，附上一段告別語。他稱自己在中國找到了用武之地，要繼續“成為最偉大的計算機科學家的夢想之路”。

　　洄游

　　如同太平洋中一條洄游的魚，趙海平正處于一股清晰的潮流中。從東到西，從西到東。在2015年，這股潮流攜帶著40多萬條大大小小的“魚”。它們穿越地球上最廣袤的水域，到太平洋西岸尋找餌料豐富的棲息地和產卵地。

　　本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經歷了史上最大的海歸潮。2000年有38989人出國留學，這一年回國的留學生只有9121人。而在2015年，兩類人分別達到52.37萬和40.91萬。

　　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打開國門，派出留學生，時任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說，“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由此發端的留學潮為這個國家形成了龐大的海外人才儲備，到2015年年底，累計有404.21萬人。

　　人才儲備伴隨著人才逆差。逆差最大的一年，每送出7人留學，才會迎回1名海歸。大量游子羈留海外的問題困擾著中國。

　　20年前，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碩士李才偉與班長劉圣坐著同一架飛機，去了美國同一所大學。與大多數人一樣，他以為自己不會回頭。

　　如今，他們都降落到了中國。劉圣2010年從硅谷拿到風險投資，在蘇州創辦了一家企業，李才偉則從硅谷搬到杭州，成為螞蟻金融服務集團的一名從事風險控制的架構師。

　　李才偉記得，當年30人的班級有25人赴美留學，劉圣是回國的第一個。他認為這一波回國潮始于2010年。

　　在2009年他也有過機會回國，但放棄了。他歸咎于自己當初不具備那樣的視野。

　　很多海歸都后悔了，后悔的不是回國本身，而是回國遲了。

　　李才偉的同事俞本權，在升職前夕離開谷歌（Google）。他說，他在硅谷認識的華人中，已有20多人回國。大部分在BAT（中國三大互聯網企業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的簡稱），少數自己創業。

　　在他的硅谷華人朋友圈中，2001年談論最多的是子女教育等話題，沒人討論回國。2010年有人陸續回國，回國的方式多以外企雇員身份派到中國。再后來，逐漸有人進了BAT，2014年前后出現了回國創業者。

　　而他本人，自2010年開始，頻頻被中國企業委托的獵頭公司試探。

　　幾年前，俞本權與李才偉在硅谷的公司有過交集。如今，他們在杭州的同一家企業又相遇了。

　　正如趙海平到達杭州時，不出意料地在這里遇上了臉書的前同事。

　　回國不再“毅然”

　　更精確的統計數字顯示，大潮比這些人所感知的更早。

　　2002年，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達到本世紀以來最高的6.94∶1。

　　此后，差距不斷縮小。2010年，2.11∶1；2015年，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到2015年年底，已完成學業的中國留學生中，回國的占了八成。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輝耀指出，中國的發展模式曾經依靠“人口紅利”，未來30年，要靠“人才紅利”。

　　全球最大職場社交網站領英（LinkedIn）的服務器，更直觀地觀測到了趨勢。

　　從領英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提供的數據來看，2010年至今，35歲~44歲回國的成熟人才，從只占海歸的6.15%，升到了12%。

　　在2014年，領英所能觀察到的海歸最集中的還是在外企，3年后，是華為、百度、騰訊這類中國企業。

　　領英中國區解決方案服務總監王歡說，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后，企業大量裁員，很多華人岌岌可危。當時她幫助中國企業去“人才抄底”。有人“被迫”考慮了中國企業。

　　“現在不是抄底了。現在不是被動，是一個趨勢。” 王歡說。

　　過去很長一個時期，當一位高級人才選擇回國，輿論往往稱其放棄優厚待遇“毅然回國”。

　　但王歡發現，現在人們心態更平等、更開放、更理性，不再“毅然”。很多人不甘于在國外一眼望得到頭的平淡生活，或者忍受少數族裔的“玻璃天花板”。

　　通過領英招募回國的一個海歸，手握26份工作邀約，最后選擇了一個薪酬不是最高、企業規模也有限的企業。

　　“真的是有夢想的。”

　　兜售夢想

　　趙海平的選擇就是出于夢想。

　　他承認回國是一個很大的“坎兒”，家庭是不得不考慮的最重要的因素。

　　他好奇中國龐大數字背后的技術挑戰。阿里巴巴11月11日的單日交易額遠超美國感恩節、“黑色星期五”和網絡星期一的線上交易總和。

　　“這種獨特性是我尋找的東西。”

　　他表示薪酬不是自己最看重的——“我錢掙得已足夠多”；“技術生命的價值是沒有辦法衡量的”。

　　在硅谷，李才偉曾有4年就職于PayPal。2013年加入螞蟻金服之前，他以為這是中國版的PayPal。

　　但螞蟻金服首席技術官程立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我們在全世界范圍內很難找到對標。”

　　39歲的螞蟻金服人工智能部總監盛子夏認為，他們相當于“PayPal Visa 富國銀行 嘉信理財 AIG FICO Lending Club”。

　　程立2005年剛到這里時還沒讀完大學，他記得工程師人手一本介紹PayPal的書。如今，令程立“很羞愧”的一件事是，他當年親手設計的支付寶日交易量上限為一億筆。那時每天交易量只有幾萬筆。7年后，他們不得不花了很大力氣去改進。現在每秒就可以處理十幾萬筆。

　　“對未來的想象力一定不能夠太小。”他感慨。

　　當李才偉在2013年到來時，他身邊的海歸幾乎為零。3年后，100多名海歸組建了名叫“大圣歸來”的即時通訊群，寓意是神話里“西天取經”的孫悟空。

　　“沒有無緣無故的海歸。”這家公司的招聘總監薛暉說。“絕對是大勢，大勢往哪個方向走，人們就會跟隨那個潮流。”

　　她認為，國外這些人有意愿回國，需要有個場子能夠托住，而他們恰好順應潮流，托住了這樣一股力量。

　　她形容自己的團隊是一個搬家公司。前些年，把人從北京、上海“搬”到二線城市杭州，現在是從硅谷、西雅圖“搬人”。他們與近百家獵頭公司合作，“像篦子一樣”篩過國外大企業，尋找可以“松松土”挖過來的人選。

　　被他們跨海“搬”回的人才，屬于美國典型的中產階級。他們大多生于1970年代的中國，在美國積累了相當的財富，住著大房子，生活非常安逸，能看到以后二三十年的樣子，很多人入了美籍，看上去什么都不缺。

　　但是，她負責向這些人“兜售夢想”。

　　這是一個人生的選擇

　　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密歇根州立大學前教授金榕發現他的夢想在中國。

　　2014年，他利用學術休假在阿里巴巴做顧問，幫助優化網站廣告位的投放，結果收益明顯提升。

　　“你做的算法，真的影響到幾億人，想想還是蠻激動的，真的是改變世界的感覺。”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

　　用了10年時間晉升為正教授、人到中年的金榕決定改變職業路徑。2015年，他辭去終身教職，與學術界告別。

　　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需要十幾年，而辭掉它只需幾分鐘就夠了。文質彬彬的金榕說，自己從沒進入工業界，更沒有想到，第一份工業界的工作會在中國。5年多以前，他還認為回國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需要巨大的勇氣。

　　他本人回國的決定在家庭會議上遭到了激烈的反對。最終，他只身一人登上了飛機。“我覺得就是要賭一把。”“不留退路。”

　　金榕在杭州和西雅圖各領導著一個研究機器學習的團隊。他當初力主以西雅圖為基地，否則他不會考慮這份工作。一年多后，他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現在在杭州的話，也能接受。在我剛加入的時候，是不可想象的。”

　　他招募了一些學生、朋友，對每個人強調：“這不僅是一個職業的選擇（job choice），這是一個人生的選擇（life choice）。”

　　“之前沒人這么跟我說。”他說。

　　在更大的層面上，他分析，現在大家對回國習以為常，很多人在認真考慮回國，只不過是時間點的問題。這股潮流跟中國的上升和美國的相對“衰落”有關。

　　回國與否，中國歷代留學生的考量從來都離不開“國家”這個詞。他們的個人選擇往往也影響了國家。

　　逾一個半世紀以前，中國第一位海歸容閎從耶魯大學畢業。他入了美籍，但影響了近代中國：他帶出更多留學生，并促成了中國第一座機器廠的誕生。

　　他的理想是，“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

　　在容閎回國近100年之后，另一位留學生寫了一封《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為了選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應當回去……”

　　那是1950年2月，數學家華羅庚在返回新中國途中的信。他引用中國古語說：“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

　　當時包括科學家錢學森、鄧稼先在內，1000多位留美學生回到了久經戰亂、極度虛弱的中國。

　　多年后人們發現，中國“兩彈一星”功勛獎章23位獲得者中，有21位海歸。

　　趙海平的出國之路也與“國家”交織在一起。他得益于國家方向的轉變。

　　他1987年夏季成為河北省高考理科狀元，到北京讀大學。兩個月后，肯德基在北京開出第一家餐廳，轟動一時，成為中國開放的一個證明。在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件日后才被注意到的小事：北京向國外發出第一封電子郵件，標志著這個國家與互聯網時代的早期接觸。郵件內容只有一句英文：“越過長城，走向世界。”

　　等到1992年趙海平真的飛越了長城，鄧小平剛剛發表了他著名的南巡講話，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確定轉向市場經濟，并迎來經濟的騰飛。

　　趙海平到美國才見到了超市。他回國探親時給家里捎過電話機、微波爐、攝像機，這類電子設備是當時人們帶的最多的禮物。

　　這些很快成了歷史。當他2015年回到中國，他需要帶回的只是自己。

　　中國已是第二大經濟體。他像個外星人，震撼于上海人習以為常的密密麻麻的高架橋，也為嶄新的百貨商場感到新奇。

　　出國時，中國還是自行車上的王國；歸來，汽車時代早已開啟了。“生活條件的提高降低了很多人回國的心理門檻。”趙海平說。

　　李才偉不得不習慣了杭州的堵車。“這個城市比（舊金山）灣區小很多，但是感覺時間距離比硅谷還大。”

　　金榕意識到自己以前生活在一個“封閉的世界”。他乘坐中國高鐵后，這種感受尤為強烈。中國在2008年成為高鐵上的國家。但在1989年，他乘火車從南方到北方上大學花了44個小時，他記得廁所是乘客爭搶的“不錯的地方”，很多人只能睡在車座底下。高鐵完全顛覆了他的印象。

　　中國很多城市，從地攤買一包零食、在菜場買一棵白菜，都可手機支付。這讓趙海平感慨，“中國很多地方做得比美國先進了”。

　　在李才偉看來，中國企業曾經搬運了國外的很多模式，但是在最近一兩年里創新了很多模式。

　　“其實我們這批人并沒有在中國真正生活和工作過。”成年后沒走上社會就客居異國的趙海平說，“我現在是美國國籍，但是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在這里工作過，總是很遺憾。”

　　生命在于折騰

　　不止一次，50歲的生物學家施一公表達過同樣的遺憾。

　　“中國在全速發展，國內的同齡人腳踏實地地推動著她的前進；我不想只做一個大洋彼岸的旁觀者。”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說。

　　幾年前，他結束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賣掉房產，舉家回國。他目前擔任清華大學副校長，還在杭州西湖邊籌辦一所私立大學，目標是建成加州理工學院式的精英學府。

　　很多人勸他回美國。他一次次解釋：從決定回國那一天起，未考慮任何退路。

　　清華大學向他發出邀請時，他只考慮了一天。后來他解釋，回國前，“內心總覺得缺少點什么東西，總是悵然若失。我缺什么？缺少的是對祖國的回報，缺少對自己求學時期信念的堅持，缺少讓我振奮的直接幫助同胞的成就感！”

　　一位支持者這樣回復他：“中國需要海歸，海歸更需要中國。”

　　方恩（天津）醫藥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張丹形容，許多海歸都有類似的經歷。他們先是有一個“美國夢”，追求深造和平等的發展機會。現在，“中國夢”對他們有更大的吸引力：一個報效祖國的機會，一個沒有“玻璃天花板”的上升機會，一個使自己所有的知識和經驗能110%發揮出來的機會。

　　大約20年前，搜狐創始人張朝陽在解釋自己為什么回國時說：“那時候在國內遇到的任何人，我覺得他們都活得那么理直氣壯，哪怕他們是在跟人吵架。”而美國華人即使做教授，都給他一種疲弱無力感。“我相信這是長期客居他鄉給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

　　俞本權相信華人在硅谷存在“玻璃天花板”。“不管怎么樣，你融入主流文化里面還是缺了一塊。差就差在你跟人家喝酒喝咖啡的時候在聊什么。雖然大家都不說，多多少少都是能感覺到的。”

　　年輕一些的盛子夏感到煩惱的是，在那里每個人都是一顆具體的螺絲釘。

　　他此前在美國一家信用卡公司工作，朝九晚五。“早一分鐘上班、晚一分鐘下班都覺得虧了。”他的一個同事某次寫代碼還差一個分號就將完成，結果到了下班時間，立即關了電腦。

　　在中國通過工作面試后，他立即飛回美國，辭職、賣房、賣車，告別那種安逸的、“不咸不淡”的生活。

　　李才偉在硅谷也有強烈的“螺絲釘”之感。“這種日子不是在這個歲數想要的。你感覺自己在虛度人生——我覺得大部分回來的人都是這樣的。”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他在杭州投出了選票。在另一個問題上，他已用腳投票：回國。

　　家庭問題讓他糾結了很久。太太支持他，但當時讀六年級的女兒激烈反對。他只能在杭州獨居，每天與家人視頻聊天。如今談起孩子他仍忍不住眼圈發紅。

　　俞本權把3個孩子帶回了中國。他太太也辭掉了在美國的高薪工作。

　　他認為，在薪水相差不大的情況下，國內有更好的位置，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對于機會是相信的，方向是認的。”

　　中國親友驚訝地問他們，“人家都往外跑，你們都往回跑干嘛？”

　　“生命在于折騰。”在他的離職信中，俞本權引用了一句并不存在的“中國老話”。

　　不同于華羅庚當年引用的“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它簡單、粗暴。

　　以沖刺的速度長跑

　　回國后，俞本權得知他須向現雇主交一份“離職證明”才能入職。他不知怎么做，只好給前上司寫了一封郵件，寫清離職時間，算作“證明”。

　　在國內為了辦一件事，趙海平被要求證明自己20多年前的戶口注銷情況。他不得不讓自己的姐姐跑到家鄉秦皇島，從某一個派出所里開具了這份證明。

　　在很多方面他們都重新認識了中國：政府的官僚氣息沒那么重了、辦事效率高了。街頭隨地吐痰、插隊、闖紅燈的頻率低了很多。軟的方面和硬的方面都在提高。

　　由于到處都是工地，俞本權對迷路習以為常。

　　如同魚類從咸水來到淡水，洄游者必須適應不同的水體。薛暉招過一名海歸，帶著3個孩子回國，一年半就又回到美國了。還有人待了一個月，來去匆匆。

　　金榕從“一開始”就感覺到了巨大區別。中國的公司業務跑得非常快，上線一個產品后，要立即根據用戶的表現進行調整，但技術不可能幾周就有變化。如果完全聽命于業務團隊，技術團隊就會淪為工具性的存在。

　　“他們叫做小步快跑。但對技術來說這是蠻痛苦的。”

　　俞本權對記者形容，國內是“以沖刺的速度長跑”。比如國內企業要實現某個功能，一拍腦袋，明后天就要上線，連夜開始軟件“攻關”。雖能快速上線，后續維護成本反而高于開發成本。每一天，他都會遇到這種沖突。

　　到來之初，盛子夏就聽從了中國上司的告誡：這里是一片“蠻荒之地”，可以施展拳腳，顯示出自己的價值。他后來也轉告別人：“你是要在蠻荒之地拓荒的，不是來做螺絲釘領任務的。”

　　“想來折騰折騰的，你就來折騰，想賺錢的安逸的我就不勸人家來了。”

　　某種程度來說，洄游者造成了“鯰魚效應”。

　　在螞蟻首席數據科學家漆遠來到之前，這家公司原本在用傳統技術做智能客服，但他力主做深度學習，顛覆了原方案。他知道得罪了不少人。有人意見不合，走了。

　　他被提醒過：“漆遠，要挺住，聽說你要完蛋了。”

　　作為首席技術官，程立見過那些激烈的爭吵。“過程就是幾股真氣融為一體的感覺。”程立說，希望沖突是化學反應。沒有沖突就沒有真正的合作。

　　漆遠也困惑，自己是不是太直率了，是不是要圓滑一些，“中國特色一些”。

　　程立對記者說：“我比較喜歡硅谷回來的人的技術文化和工程師文化。非常直率，想到什么就說什么。”

　　他們富的時間還不夠長

　　從地理上來說，這些人的確離開了硅谷。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仍處在“硅谷”的包圍中。

　　在距離舊金山萬里之遙的杭州，能夠找到以硅谷命名的寫字樓、小區、超市、中餐館。在北京，網絡地圖上有1100多個標記著“硅谷”的位置。

　　而舊金山灣區那條舉世聞名的狹長山谷，谷歌所在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被華人叫做“望山屯”，雅虎所在的桑尼維爾（Sunnyvale）叫“陽谷縣”。當他們回到中國，又是遍地“硅谷”。

　　中國各地對硅谷有一種特殊的渴望，這個詞語的流行程度與這種渴望成正比。

　　從硅谷回來的北極光風險投資公司創始人鄧鋒認為，全世界最好的創新創業地點可能是硅谷、北京的中關村和以色列的特拉維夫。 “我剛剛回國的時候并沒有這么樂觀，今天還真的是越來越樂觀了。”

　　在母校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鄧鋒對年輕人說，美國所有的創業機會在中國都有，但有些機會在中國有而美國已經沒有了。“因為我們過去相當于一張白紙，你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金榕則強調“這真是一個讓人興奮的地方”。

　　他通常清晨四點半起床，晚上十點半到十一點之間離開公司。 “什么是最好的工作？如果你每天早晨起來想的第一件事情是去辦公室，那就是。”

　　不過，他注意到，中國很長一段時間是追趕者的角色，缺乏勇氣去挑戰一些真正難的問題。跟隨，而不是領導。

　　趙海平也說，國人習慣了“看美國在做什么”，其實美國的東西也不一定很好，中國可以在自己的環境下，創造從未有過的解決方案。“中國需要好好思考，去做一個從0到1的工作。”

　　他回國后的一個體會是，硅谷人潛意識里總覺得自己的技術是最好的，其實走出硅谷發現，技術差距沒那么大。

　　很多年前，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批留學生曾向國人感慨，美國“人人爭當經濟人”，14歲的中學生因為經商有道備受推崇。

　　今天，類似的劇情正在中國上演。

　　趙海平說，不管華爾街、硅谷還是中國，大家對于“賺錢”的重要性沒有什么異議。區別在于，每片區域對錢的理解是不一樣的。如臉書創辦人馬克·扎克伯格所言，成立企業的目的是為了創造價值，在創造價值的同時，“錢是我的獎賞”。

　　“我希望大家對錢的理解能夠有一個升華，而不是只要不擇手段賺錢就OK。”趙海平說，中國現在對金錢的宣揚過了頭了。“你什么時候見過硅谷的富二代在炫富的。在中國看到炫富的情況你就笑了，你就覺得他們富的時間還不夠長。”

　　他想也許再過五年十年，這個國家對錢的觀念才能夠“沉淀”下來。

　　每個海歸都在打量中國的不同側面。但在一個問題上，他們很容易達成一致：中國以霧霾為代表的污染問題會讓有意回國者充滿顧慮。

　　每當被問起在國內最不開心的事情，施一公總是回答：空氣污染。

　　他在北京患了慢性咽炎。常有海外科學家問他國內的空氣，“這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這位生物學家有一天選擇在博客上談論這個問題。他承認自己內心里做了一番斗爭：他痛恨空氣污染，可是又擔心自己的公開談論讓更多人對回國心存顧慮。因為，他是那么希望人們回到中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