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鼓勵用人單位招用就業困難人員，崗位補貼標準由每人每年5000元提高到8000元；上海今年開始為快遞員、送餐員等靈活就業群體“定制”專享基本保障，最高保障待遇超過9萬元；福建省對穩定職工隊伍的企業經認定后給予一次性獎勵補貼；遼寧推行企業新型學徒制，學徒每人每年的補貼標準原則上不低于4000元……

　　今年以來，不少地方把就業擺在突出位置，紛紛打出實用“組合拳”穩崗促就業，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一系列“穩崗促就業”政策舉措，更是引發與會代表委員的熱烈討論。

　　今年兩會上，不少代表委員認為，打好“穩就業”這場硬仗，政策內容重在細化，具體施策也要精準。

　　讓年輕“騎手”更有奔頭

　　全國人大代表、西部礦業集團公司董事長張永利注意到，過去一年，城鎮登記失業率僅為3.8%，創10年來新低，而4.9%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同樣屬于較低水平。

　　在張永利代表看來，這主要得益于我國在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時，始終把有利于就業作為優先考慮因素，同時這也是就業結構不斷優化，第三產業比重不斷上升對就業的拉動能力越來越強的結果。

　　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以網絡平臺型就業為代表的新就業形態吸納了大批就業人員，資料顯示，“勞動力市場崗位供大于求”。

　　“對于新就業形態，政府相關部門應注重營造寬松的營商環境，創新行政管理方式，逐步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完善適應新就業形態的用工和社保制度，探索適合其發展特點和規律的保障機制。”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小康工業集團股份公司董事長張興海說，對年輕人較集中的快遞行業，政府要加強和完善職業保障、優化行業管理、加強人文關懷，讓這些年輕“騎手”跑得更安心、更舒心，未來更有奔頭。在工資薪酬、福利待遇、勞動強度等方面，也要進一步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針對日漸凸顯“海綿”作用的新就業形態，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墊江縣委書記蒲彬彬認為，靈活就業人員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他們身上同樣體現出埋頭苦干、任勞任怨的優良品質。政府要對行業進行規范，更要做好服務。他建議，社會各界對靈活就業人員給予更多的關心和尊重，提升靈活就業人員的獲得感。

　　穩崗先穩企，精準是關鍵

　　就業結構性矛盾是當前提升就業質量的難點之一。

　　一方面，一些勞動者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一些企業招不到合適的員工，就業難與招工難并存。想要從源頭上提高勞動力供給質量，就要做好就業供需對接工作。

　　“一個個政策‘紅包’的發放，能否達到穩崗促就業的效果和目的，靠的是細節的支撐。”蒲彬彬代表介紹說，比如，職業教育要與市場需求相結合，及時調整培訓方向和結構，適應就業需要。做好資源供需對接，對于緩解就業結構性矛盾、有效推進新增勞動力就業創業具有重要意義。

　　“可以說，企業能否減負擔、就業崗位能否穩定，關鍵在于這些舉措在落實時能否更加細化。”張興海代表說，現在已有多地出臺新政，簡化了企業穩崗補貼裁員率計算方法，加大了返還企業實際繳納失業保險費的力度和幅度，同時提高了個人申請創業擔保貸款的額度，這對企業穩崗都是利好。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人社廳廳長戴元湖則表示，“穩就業先穩企業，而穩企業重在精準施策。”他說，2019年人社部制定的穩就業重點工作中，第一項舉措就是要在為企業減負擔、增活力上下功夫。無論是減稅降費、加大失業保險費返還力度和幅度，還是提高創業擔保貸款額度，直接的受惠主體都是企業。這一系列精準細化的舉措落實好才能讓企業卸下包袱，輕裝上陣。

　　穩就業需要政策“組合拳”

　　在穩定和促進就業的具體舉措中，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農民工等都是重要群體。全國人大代表、中建三局董事長陳華元說，要多管齊下、多措并舉，支持、鼓勵更多的應屆高中畢業生、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報考職業學校，加快培養國家發展急需的各類技術技能人才，促進“雙創”工作再上新臺階，以穩定和擴大就業，確保就業穩、收入增。

　　在他看來，政府應努力做好兜底保障，提高產業扶貧覆蓋面，在重要時間節點舉辦具有針對性的專場招聘會，設立公益性崗位定向安置重點群體，幫助企業解決融資難、招工難的實際困難，加大財政投入幫扶創業群體，“工作越細化，定位越精準，這些重點群體的就業就越有保障”。

　　“長遠來看，穩就業是一項系統性工作，需要打出政策的‘組合拳’。”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說，落實好穩就業任務，要聚焦結構性就業壓力，關注外貿出口企業、產能過剩行業、老工業基地和資源型地區等重點領域以及農民工、中低技能勞動者和高校畢業生等重點人群，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同時要為結構性失業人群提供更充分的兜底保障、勞務培訓和技能提升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