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無底薪”一詞對廣大勞動者來講，是個遙遠而陌生的詞匯。但最近，某互聯網企業取消旗下18萬快遞員底薪新聞又將“無底薪”這個話題推上風口浪尖。盡管該企業給出了自圓其說的解釋，但大多數網友并不買賬，紛紛指出其違反了相關勞動法規：根據《勞動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國家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這也就是說，只要勞動者在正常工作時間內履行了正常勞動義務，公司都應當保證其每月收入不低于最低工資標準。
無底薪現象常見于哪一些行業？無底薪勞動者現狀又如何？無底薪帶來了哪些風險與影響？這些隱患風險如何避免？記者就此進行了調查采訪。
勞動者現狀
無奈、無所謂的堅持和“逃兵”
“以前還有點羨慕有底薪的快遞員，現在公平了。”談起最近某家互聯網企業旗下快遞員忽然沒了“托底工資”，作為同行，李師傅十分“淡定”。在“三通一達”都服務過的李師傅深諳快遞員辛苦：“真的是風里來雨里去呀，干一單活才有一單‘血汗錢’。”妻子生完二胎斷奶沒多久，李師傅就一狠心把兩個孩子都送回江蘇老家給父母照顧，為此，妻子沒有少和他吵架，他無奈地向記者表示：“上海生活成本太高了，以前公司還給租房子，現在吃住都不管了。”他和妻子目前“蝸居”在楊浦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私房內：“曬不到太陽，還沒有衛生間，租金也要800塊，下半年可能還會漲。”李師傅不無擔憂，“我現在白天送件，晚上會去收件，這兩年外面都說快遞費漲得快，說真的，我們快遞員并沒有拿到什么好處。如果丟件或者快遞破損，還要賠償。”李師傅表示：“什么沒有底薪就是高工資，簡直胡說八道！別看個別快遞員收入過萬，那都是風里來雨里去、一單單跑出來的。”
與李師傅“無可奈何”的現狀相比，理發師小張是另外一番景象：因為沒有“拖家帶口”，自己還具備“一技之長”和“固定客源”，小張覺得有沒有底薪無所謂。
相比“五一”假期前的忙碌，小張最近的生活反而更充實起來：僅上半個月，他就給自己安排下了滿滿的行程——“9日-11日學習”“13日-15日旅行”。小張還特意在朋友圈發出“溫馨”提示：“工作時間（如下），各位看好預約哦。”作為上海某知名連鎖美發沙龍的當紅理發師，小張告訴記者：“學習是必需的，旅行是難得的。”可一轉身又用略帶自嘲的口吻說：“這都耽誤賺錢啊，休息一天就‘窮’一天，勞動節白干！”記者了解到，小張所謂的“窮”其實是指沒有收入，作為無底薪一族，小張工作這些年，一直都保持著靠提成賺工資的狀態。近一年來，除了春節和外出學習，為了賺錢，更是一天正常假期也沒有休過。
小張是“90后”，可在上海打拼已經有10多年，有了不少擁躉，工作忙起來幾乎是“一刻不得閑”。自從去年和朋友合開的美發工作室“關張”后，小張就應聘到了樓下一家知名連鎖美發沙龍工作，成為了一名“總監設計師”。從早上10點上班開始忙碌，按照客戶預約時間，小張基本一天要剪發燙發12個小時以上，在小張看來，美發美容行業完全憑本事吃飯，人氣就等于底薪。從自己創業到重新給別人打工，小張并沒有多大落差感，以往的工作經歷為他積累了一定的客戶群，也就有了他口中的“最低工資”，同時，他也從創業的壓力中“解套”了出來：“以前開工作室壓力特別大，不僅要自己剪頭發，還要考慮房租、水電、人工開銷，現在給別人打工，反倒沒這些煩惱了。”記者發現，不知何時，小張已把原先花里胡哨“非主流”的微信名改成了“手藝人·迪恩”（小張的英文名）。盡管有時忙起來顧不上吃飯，時常都是最后一個下班，甚至一年到頭沒有正常休假一天，可小張還是會盡可能去滿足客戶預約的要求，見縫插針地在朋友圈更新各類時尚發型和自己的美發作品，“我們這個行業競爭太激烈了，為了人氣，存在感還是要刷的。”小張笑著說。
有些人在無底薪的職場“浮沉”，有些人卻早早看破現狀及時抽身。與“無可奈何”的快遞員李師傅和“無所謂”的理發師小張形成鮮明對比，銷售黃小姐就對無底薪大膽說“不”。
一聊起無底薪就業，黃小姐就直呼：“這就是條‘賊船’啊！”黃小姐2017年畢業于上海某專科學校的自動化專業，與本科生、研究生相比，她自認“缺只腳”，“而且是個女生”，黃小姐說。但讓她直接放棄學了幾年的專業，又覺得不甘心。大公司去不了，就從小做起。這時候，一則學校周邊張貼的招聘廣告吸引了她的注意：“某通信公司誠聘銷售工程師，無底薪，高提成，去辦公室化，學歷大專及以上，歡迎應屆生。”基本要求符合，不用坐班，何樂不為？黃小姐這么想著就投去了簡歷。“面試超乎想象的順利。”黃小姐回憶起踏上社會的第一份工作：“公司看著雖然小，也算正規。一起面試的有7個人，后來上班一共來了6個，錄取率還挺高的，我以為是創業公司到了發展期，求賢若渴呢。”黃小姐告訴記者，簽合同時候，老板給了她兩種選擇，一種是底薪1000元加一單8%的提成，一種是無底薪加一單30%的提成。“公司主營的業務是通信中間件，這部分內容是和我專業有關系的。”黃小姐說：“老板承諾，一筆銷售可以賺很多，老員工無底薪的都是月入輕松破萬，我信以為真就選擇了后者。”其后，黃小姐就拿著公司發的一本厚厚的上海黃頁，開始了不用坐班的電話銷售工作。“一個月下來，銷售一筆沒拉到，手機賬單卻嚇人。”黃小姐表示，自己當初很珍惜這份工作，電話打得也很賣力，可惜剛出校門沒有什么社會資源和銷售技巧，所以一無所獲。“當我拿著手機賬單去問老板能不能報銷話費時，直接被回絕了，他說，‘銷售工資那么高，還要報銷電話費么？’我只好啞巴吃黃連。”更讓黃小姐無語的是，她入行后第一個月的工資竟然真的是“0元”，“沒想到老板這么‘絕情’，說到做到真的無底薪，白白給他打工了，還要倒貼話費。我一看‘苗頭’不對，就走了。”
行業一窺
美發、快遞、銷售較普遍
記者在走訪調查時發現，多數上海企業均能依法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但在某些特定行業領域，如快遞運輸、美發美容、市場銷售等，無底薪現象仍有存在，有些甚至是司空見慣的。剛踏出校門的學生黨，也會因為缺乏社會經驗，被無底薪工作“擺上一道”。
快遞員李師傅告訴記者：“我周圍的快遞員們大多數人都是沒有底薪的，有些人堅持不下去就不干了，還有些孩子大了就讓小孩來做，一些年輕人去送快餐，但我覺得送快餐也一樣。”
理發師小張則坦言：“沒有底薪的現象在我們行業非常普遍，幾乎就是約定俗成的吧。你隨便去叫得出名字的正規理發店打聽一下，給你（簽）合同已經算好的了。以我在美發行業這么多年的經歷來看，幾乎百分之百都是沒有底薪的，有些地方，學徒還要自掏腰包呢。”
無底薪行業的“逃兵”——銷售黃小姐在接受采訪時則說，自己有點后悔：“當時我很老實就走掉了，對這樣的企業，應該早點曝光才好！不要讓學弟學妹們再上當受騙了。”黃小姐說，和她有同樣“零工資”遭遇的還有另外兩個新員工，現在他們也不在那家公司上班了，“這明顯是公司把經營風險都轉嫁到我們銷售頭上，可我們簽的合同寫了就是無底薪，也沒辦法。我不清楚其他簽了無底薪合同的人最后是離開還是月入破萬，可我知道‘無底薪’肯定是不合理的。”黃小姐告訴記者，之后的求職過程中，她都擦亮了眼睛，看到無底薪就撤，哪怕承諾再高的薪酬，也不想再上當。現在，黃小姐依舊從事著銷售工作，她目前供職的企業有正規的社保和底薪保障，黃小姐直言：“據我觀察，銷售行業無底薪現象還是有的。應屆生一定要小心，找工作不要掉進‘無底薪’的陷阱里去。”
困境與風險
無底薪就業“三宗罪”
面對無底薪的現狀，并不是說堅持就一定會有收獲。相反，無底薪帶來的困惑與隱憂，也時常伴隨著這些無底薪勞動者。不難發現，在日常工作中，像理發師小張和快遞員李師傅這樣的勞動者，他們實際薪酬往往達到或超過上海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這也是為何即便有勞動者對無底薪工作頗多微詞，但無底薪現象依舊存在的關鍵原因之一。但不能忽視的是，一旦勞動者因客觀原因完不成工作，就有可能失去最低工資保障，更深一層來講，無底薪工作存在的法律風險也不容小覷。
資深勞動法實務專家何永強在接受采訪時指出了無底薪工作存在的三大風險，他說，第一，無底薪帶給勞動者的首要風險就是保障缺乏：我國實施最低工資標準的目的在于保護勞動者基本生活，如果工資只與能完成的工作量或者業績掛鉤，一旦用人單位勞動定額或績效設計不合理，就有可能導致勞動者實際獲得的工資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第二，無底薪工作制度，其實是用人單位將經營風險轉嫁到勞動者身上：用人單位業務量不足、產品在市場上的定位等涉及經營決策的問題，也會給影響到勞動者獲得報酬的多少；第三，無底薪遵循的是多勞多得的原則，在激勵員工的同時，也會造成勞動者為了獲取更多工資報酬而過度工作，從而引發過勞情況發生。
快遞員李師傅對無底薪的“心結”就很大，記者問他是否愿意改變現狀另謀一份工作時，他袒露了許多擔憂：“離開上海我不舍得，畢竟來了這么多年了，可不送快遞又能干什么呢？”李師傅文化程度并不高，也沒有一技之長，家庭重擔更讓他絲毫不敢松懈。“前兩年日夜顛倒不注意休息，急性胃出血，好在當時單位給交了保險，否則在上海看病都看不起了。”李師傅感慨地說，孩子送回老家之后，雖然后顧之憂少了一樣，但還是害怕自己或家里人生病，一生病就是花錢，不管是治療的費用，還是停工，在李師傅眼中都希望能免則免。所以李師傅表示，即便身體不舒服，他還會堅持送快遞收快遞。
不需要養家糊口的理發師小張，采訪過程中則時常會把“約定俗成”掛在嘴邊。在簽署勞動合同時，理發師小張說他就是“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沒有底薪靠提成過日子的現實，“多勞多得也是非常正常的事。”在小張看來，收入是關鍵，美容美發行業做一單客戶就有一單錢，熬過學徒生涯就有大前途。小張說，決定他們收入多少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個是‘頭銜’，普通設計師、首席設計師、總監設計師、督導設計師……隨著經驗與在店時間增長，層層晉升后，給客人理發的價格就會不同，我們收取的提成也會逐步提高。”小張補充道：“理發完全是門‘手藝活’，剪得好燙得美，自然就有凝聚力，朋友介紹朋友來理發的也不少，賺的錢也多起來。”當被問及沒有底薪是否會帶來麻煩時，小張告訴記者：“就是休假沒了，談戀愛也不行，之前一個女朋友要見我還得先預約，后來沒辦法就分手啦。”小張笑道：“朋友都說我是工作狂，用肉體換金錢，其實根本不是這個問題。我現在沒有戀愛沒結婚，年紀輕身體干得動，要抓緊時間賺錢。我喜歡美發，美發是真正憑本事吃飯的工作，有了固定客源也就有‘最低工資’，人氣就是我的底薪，我對現在的薪水還是比較滿意的。”至于年紀大了做不動了，他們會如何打算，小張笑笑說，還沒考慮過。
專家支招
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規避無底薪就業風險
勞動法專家周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一旦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就必須執行《勞動法》規定的最低工資條款。銷售人員如果每月提供正常勞動，哪怕沒有實際業務，他們獲得的報酬也不得低于最低工資標準。如果勞動者在勞動關系中遇到所獲薪酬低于最低工資的情況時，可以先與用人單位協商，如用人單位執行不力，則可向12333投訴或申請勞動仲裁，以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何永強也表示，從政府和勞動者角度來看，規避無底薪工作的風險是勢在必行的。對于政府來說，應該正確引導勞動監察對某些無底薪情況高發的行業的排查；對勞動者自身來說，如果用人單位與其約定的是無底薪工作模式，勞動者應當要求單位支付工資時不得違反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同時，對于與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勞動報酬，勞動者有權了解無底薪工作模式下的工資計算標準、勞動定額或績效規定等。
上海某大型制造企業人事經理孫先生在接受采訪時提醒勞動者在簽署勞動協議時多留幾個心眼。孫先生說，目前勞動法律法規在制度層面對勞動關系靈活化、彈性化、多元化的特征尚未予以準確回應，使得快遞員、銷售、美容美發等行業成為有空可鉆的“邊緣行業”，這也給上海職工隊伍建設與社會和諧穩定帶來了隱患。“有些企業認定只要最終拿到的工資高于國家規定的最低標準就是合法合理的，其實并不對。其他正當福利如調休、病假等，也應獲得重視。”孫先生說：“從勞動者角度來講，一方面應該多提升職業素養，另一方面，更要有自我保護意識，無底薪不合理，應直接拒絕。”
上海市總工會
專享保障出臺，最高金額超9萬
記者在調查時發現，無底薪行業都有一些共同特點：靈活就業性明顯，勞動強度大，入行門檻低，同時，還伴隨從業人員自我維權意識的淡漠。
針對這一現狀，上海市總工會去年首次推出了“靈活就業群體工會會員專享基本保障”，自今年1月1日起，類似快遞員等上海靈活就業群體的工會會員，都能獲得專享基本保障。專享基本保障涉及住院補助金、特種重病保障、意外傷害和重殘保障、疾病身故保障等，個人最高保障金額達9.08萬元，保障期限為一年。這項舉措出臺，切實提高了靈活就業人員抵御和防范疾病、意外風險的能力，化解了一部分靈活就業人員面臨的風險。2019年，上海市總工會還將組織10萬名靈活就業群體參加工會會員專享基本保障。
除提供專項基本保障外，2019年，上海市總工會服務職工實事項目還包括：助推7000名技能人才職業發展、新建300家上海職工學堂、組織30萬名職工參加公益樂學、為3萬名職工提供應援盡援零門檻法律援助等，尤其在技能人才培養方面的投入，預計也將解決部分苦于沒技能無出路的勞動者的煩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2017年開始，長寧、浦東、徐匯、青浦等區均建立起了家政行業工會、快遞行業工會等，針對無底薪現象高發的行業，是否也可以考慮建立相應行業工會，讓勞動者權益能更好地通過協商溝通得到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