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山東省北部的長島縣,正是夏天最炎熱的時候。望眼欲穿中,北長山鄉黨委書記李強迎來了2019年山東省派該縣鄉村振興服務隊,“我們正處于傳統漁業和特色民宿產業轉型期,急需人才和政策支持。”
鄉村振興,如何振興?“萬名干部下基層”,讓精兵強將邁出機關大院到鄉村振興的最前線,這只是山東趟新路子的一個片段。面對著徐徐展開的時代問卷,山東屢屢祭出大動作,戮力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
率先嘗試 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新鮮經驗
“扎實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打造鄉村振興的齊魯樣板”,這是中央對山東提出的明確要求。樣板,是率先嘗試,走在前列,也是鮮明特色,復制性強。
為什么是山東?改革開放40年來,山東以敢為人先的進取精神,在農業農村領域大膽創新、持續探索,始終走在改革最前沿。
上世紀80年代,發端于山東諸城的“貿工農一體化”“商品經濟大合唱”在全國推廣;而后,山東濰坊率先實施的農業產業化戰略,被譽為中國農業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壽光冬暖式大棚技術掀起了我國農業史上的“白色革命”,改變了“南菜北運”的傳統農業格局,解決了北方人冬天吃菜問題。
農業是山東的“金字招牌”。一系列“率先”,撐起了“領先”。山東農業總產值、出口總額等位居全國首位,肉蛋、蔬菜、水果、水產品、油料產量、農業增加值、農林牧副漁業總產值等七項領跑全國。這是山東打造鄉村振興的齊魯樣板的背景?梢哉f,山東有基礎,有能力,創造更多新鮮經驗,可復制、推廣。
打造齊魯樣板,步子如何邁?山東的做法是:農業提質量,農村添動能,農民增獲得感。這三種做法有一個共同的核心,那就是給農業插上科技的翅膀。
每次播種,擁有860畝承包地的嘉祥縣種糧大戶聶傳寅總是習慣性想到“濟麥22”,“這個品種我種了多年,分蘗好、抗倒伏,穩產又增產!睗22,曾創造我國冬小麥高產紀錄,連續9年種植面積全國最大,至今已累計推廣2.7億畝。但研發者、76歲的趙振東院士還不滿足,希望能夠培育出全面超越濟麥22的新品種,帶動黃淮麥區新一輪品種升級。
從種到收,從市場到餐桌,無論是農業良種工程,還是全程機械化,抑或是全國首推省級農產品品牌,率先實施耕地質量提升計劃,在“農業變現”每個關鍵階段,山東人都能搶抓機遇,探索適合自身實際的務實舉措。
這也是齊魯樣板凸顯山東特色的根本保證,亦是創造可復制、可推廣新鮮經驗的前提。
捏合“新六產” 做強優勢、補齊短板發揮樣板價值
山東農業是全國的縮影,只有做強優勢、補齊短板才能發揮樣板價值。
在山東德州凱盛浩豐德州智慧農業有限公司智慧農業大棚項目現場,一個占地105畝的超級農業大棚就是一座精準的農業工廠,完全顛覆了傳統農業發展的概念。在這里,全自動化設施像工業流水線一樣生產番茄,大數據的介入讓番茄生產不再盲目。而熊蜂授粉,“以蟲治蟲”,拒絕使用激素催熟,讓番茄實現了綠色無污染。
農業由弱到強、由量變到質變,就差臨門一腳,這一腳可能是強大的產業資本,可能是先進的管理制度,可能是精細的技術體系!褒堫^帶動”的意義便在于打通了技術、建設、管理、運營、市場各方面的瓶頸,串聯起各種生產要素,捏合起了“新六產”。
在山東濱州,科技助力沾化冬棗不斷升級,從一代冬棗發展到二代冬棗,附加值大大提高,畝收入由原來的7000多元陸續提高到3萬多元;他們做成棗汁飲料等產品,又實現了兩倍增值;再發展采摘體驗,休閑旅游、電子商務等,使農民獲得了3倍效益。
鄉村振興,產業興旺是重點。無論是凱盛浩豐,還是沾化冬棗,代表的是山東農業“新六產”的發展態勢。截至目前,全省農民合作社發展到20.1萬家,家庭農場6.1萬家,農業龍頭企業9600余家,各類社會化服務組織21萬家,數量均居全國首位。
山東是農業產業化的發源地: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按經濟規律辦事,走向緊密的產權聯結,最終形成利益共同體。
菏澤是山東的經濟欠發達地區,但近幾年卻涌現出不少富裕村和富裕鎮。究其原因,該市淘寶村和淘寶鎮已達168個和24個,分別占到全國的十二分之一和十分之一,在全國設區市中排名第一。這不僅帶動了當地的脫貧攻堅,而且大學生、在外創業的年輕人紛紛回鄉創業,同時解決了部分村鎮面臨的“空殼村”問題。
在德州市房寺鎮賈集村,11.4畝土地40年使用權作價136萬元入股,實現讓農民不失地當上股東,開創了“農地入市”新模式,既保證了集體所有性質不變,又實現了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讓農民以多種形式享受土地權益。
鄉村振興,既有機遇也會有挑戰。結合自身實際,尋求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結合自身的資源稟賦,經濟文化背景,走有自身特色的鄉村振興發展道路。
打破人才瓶頸 既要留住“兒子”,也要招來“女婿”
鄉村振興,歸根到底要靠人來干;沒有人才,鄉村振興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但在農村“空心化”“空巢化”“老齡化”現象日益嚴重的當下,如何留住人才、引入人才?
這兩年,缺少“園子”的宋園村通過深耕產業鏈翻了身;薛西村打造“特色牌”,小柳條變成了“大金條”;院北村萎縮了七年的菜市場“死而復生”。這些故事發生在臨沂市郯城縣“第一書記”到來之后。他們為民找票子、帶村謀路子,給鄉村帶來了發展機遇。
下派干部受歡迎,返鄉創業者也受追捧。在菏澤市終興鎮小閣子村,原是中草藥商、現是中草藥種植合作社帶頭人的朱瑞廣越干越有勁頭:“我正在申報縣里的‘鄉村振興合伙人’,參加省市縣組織的各類培訓,享受鄉村項目開發優先權等優惠政策。”
鄉村振興,必須既能留住“兒子”,培養本土人才;也能引來“女婿”,吸引返鄉下鄉人員。山東一方面將目光投向省外,開展“雁歸興鄉”返鄉創業推進行動等,激勵各類人才在鄉村舞臺各展其長;一方面創新鄉土人才評價機制,實施鄉土人才培育行動。
如果說,面向海內外招募“鄉村振興合伙人”是引入“女婿”振興鄉村之舉,那么,“首批84人獲評職業農民職稱”這一新聞對應著挖掘本土人才。
“原先在基層干,評職稱沒優勢,想進步崗位少。現在好了,無論職稱評審、崗位聘用和提拔,都向我們傾斜,我準備這兩年就爭取申報個副高職稱。”農民能夠評職稱,讓濰坊市龍池鎮農技推廣站站長寇玉湘喜出望外。
人才短缺背后,制度制約是鄉村振興最根本的制約。用老眼光看,鄉村振興面臨有效制度不足、資金人才短缺、資源要素分散等問題,個個都讓人沮喪,但換一個角度,創新一種機制,就會“柳暗花明”。
這些“新隊伍”“新力量”活躍于鄉村的背后,是山東陸續出臺的《鄉村人才振興工作方案》《推進鄉村人才振興若干措施》《加強基層農技推廣人才隊伍建設“二十條”》等政策舉措,通過創新體制機制,既引導各類人才流向鄉村,又培育挖掘鄉村本土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