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開始，司機薛師傅與前單位之間的矛盾一直在升級，這場爭議核心詞就是“社保”。單位認為薛師傅多次承諾放棄社保卻出爾反爾。單位稱，入職時薛師傅與單位約定放棄社保，單位隨工資發補償；離職時，薛師傅申請仲裁，要求單位承擔未繳社保等責任，單位與之達成調解協議，支付35000元了結與其所有糾紛。然而，單位卻沒有達到與薛師傅了結所有糾紛的目的。在拿到補償后，薛師傅仍向有關部門舉報其單位不給繳納社保。有關部門向單位下發了整改通知，要求單位給薛師傅補繳社保，還要承擔滯納金。單位在繳納相關費用之后，與薛師傅再次對簿公堂——

　　因支付補償款后，又遭整改處理，用人單位認為薛師傅“置法院的生效調解書不顧，置自己的承諾不顧，出爾反爾”，起訴要求薛師傅退還隨工資發放的社保補償及調解補償金。薛師傅承認達成調解協議，但堅持社保是自己應得的權益。 那么，已經就勞動爭議達成協議，承諾一筆補償解決所有糾紛，勞動者還能要求單位補繳社保嗎？

　　單位：

　　離職職工破壞協議

　　2011年1月，薛師傅入職某人力資源管理有限公司（人資公司），并被派遣到某出租汽車有限公司（出租車公司）任司機。2015年3月，薛師傅從人資公司離職，而且申請了勞動仲裁，又因公司對仲裁裁決不服，起訴到法院。雙方的主要爭議就是單位是否應該補繳薛師傅的社保。

　　人資公司表示，在入職時，他們向薛師傅發放了有關社保的《告知書》，要求薛師傅提交辦理社保的相關文件，配合辦理社保。而薛師傅則表示，自己在街道享有待遇，要求單位將交社保的錢隨工資發給自己，由他自己來交社保。而且薛師傅還出具了《聲明書》，內容為社保“由本人在當地自行繳納”，“本人在街道享受優惠政策，由此產生的一切責任和費用由本人承擔并永遠放棄對社會保險的追訴權利”。

　　經過調解，人資公司、出租車公司和薛師傅三方達成協議。調解書確認：三方當事人自愿達成如下協議：一、人資公司與薛師傅的勞動關系于2015年3月2日解除；二、人資公司和出租車公司于2015年11月6日之前一次性支付薛師傅共計35000元（包括但不限于工資、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未休年休假工資等）；三、三方別無其他勞動爭議糾紛。

　　調解筆錄顯示，薛師傅曾經在調解中承諾“我與兩公司達成和解后就再沒有其他勞動爭議糾紛了，關于社會保險的問題、公積金的問題，我與兩原告在此次調解中也一并解決了。不會再就社保的問題去社保機構要求單位補繳社會保險費，也不再要求兩原告補繳公積金。”2015年11月5日，薛師傅拿到了調解款35000元。

　　2016年1月，薛師傅到北京市朝陽區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簡稱朝陽社保中心）進行投訴。2016年1月8日，朝陽社保中心向人資公司發出稽核整改意見書，內容為該單位未依法繳納薛師傅2011年1月至2015年2月的社會保險，依據相關法律規定提出整改意見，要求單位依法繳納薛師傅的社會保險費。人資公司為此補繳社會保險費37000余元，并繳納滯納金21000余元。

　　人資公司和出租車公司在繳納薛師傅的社保之后，起訴薛師傅。他們認為，經稽核后，由公司給薛師傅補繳了相應的社保。綜上，薛師傅在職期間領取的相關社保補貼，以及協議后拿到的35000元調解款等費用沒有合法依據，給用人單位造成重大損失，已經構成不當得利，應依法返還隨工資發放的社保補償金33837.60元、調解款35000元，并支付相關利息。

　　司機：

　　工資里不含社保補償

　　法庭上，薛師傅也很實誠，承認與單位確實達成了調解協議拿到了補償金，而且調解筆錄也是真實的，他也承認自己進行了投訴。他認為：“社保是我應得的利益。”

　　薛師傅承認，他在2009年至2014年一直享受低保，但是放棄社保不是他本意。2015年，人資公司要求他手寫“本人在街道享受優惠政策，由此產生的一切責任和費用由本人承擔并永遠放棄對社會保險的追訴權力”的聲明，加在他入職的證明里。他還否認其工資里含有社保補償。

　　人資公司為了證明已經隨工資發放薛師傅社保補償，提交了薛師傅的工資明細。工資明細顯示，薛師傅的工資構成為基本工資+社保補償。法院在調查中發現，從工資明細來看，薛師傅的工資并不正常。審理此案的朝陽法院法官肖唯介紹，薛師傅的基本工資一直為北京市最低工資，并隨著北京市最低工資而調整。幾年間從1160到1560不等。而且所謂的社保補償部分從541元到994.80元不等，與薛師傅應繳納的社保金額也不一致，變化規律也不符合企業應承擔的社保費用的變化規律。人資公司對此沒有做出合理解釋。這份工資明細沒有薛師傅的簽字。薛師傅在法庭上也不承認這份工資明細是真實的。

　　肖法官認為，人資公司以此為依據證明已經隨工資發放過薛師傅的社保補償，不足為信。

　　法院：

　　社保不能隨意“約定”放棄

　　近日，朝陽法院判決駁回兩家用人單位的訴求。

　　肖唯法官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七十二條規定：“社會保險基金按照保險類型確定資金來源，逐步實行社會統籌。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第六十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自行申報、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緩繳、減免。職工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由用人單位代扣代繳，用人單位應當按月將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明細情況告知本人。”可見，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不僅是用人單位及勞動者的法定義務，還關系到整個社會保險制度的資金來源。社會保險費的繳納問題不僅關系到用人單位及勞動者雙方的私權利，還關系到整個社會社保制度的整體利益，并不屬于雙方可以自由放棄和處分的權利義務范圍。

　　“他們2015年年底確實就勞動爭議達成了調解協議，但是在法院出具的調解書中有關調解協議部分，沒有對社保補繳的放棄予以確認。只是在第三條籠統地說，三方別無其他勞動爭議糾紛。社保補繳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勞動爭議的案件范圍，屬于社保基金行政管理的范圍。法院能調解的范圍僅限于法院能處理的范圍，別無勞動爭議糾紛，不代表不存在補繳社保的爭議。雖然調解筆錄顯示，薛師傅本人承諾放棄對社保進行投訴，但是，兩家公司和薛師傅對社會保險的約定與法律規定相悖。即使存在也是無效的。”肖法官介紹。

　　肖法官表示，在此案中用人單位及薛師傅都沒有依法繳納社會保險，雙方均違反了社會保險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薛師傅作為勞動者申請社保稽核是對其相關法律權利的依法行使，但其投訴的同時也應向社保基金繳納其個人應承擔部分；朝陽社保中心要求用人單位及薛師傅補繳各自應當承擔的社會保險費是依法履行其法定職責；建議用人單位不要存有僥幸心理，依法依規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才是對雙方利益的最佳維護方式，且有利于避免自身支付滯納金等更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