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蒙古來北京打工時，劉丹紅想的很簡單：作為農村人，只要到城里有人用，按時開工資，簽不簽勞動合同無所謂，繳不繳社保沒關系。可是，在工作中被玻璃砸傷后，她才發現有沒有勞動關系不僅待遇差別很大，所面臨的風險也迥然不同。

　　“由于公司不承認勞動關系，我沒有認定工傷，也沒法享受工傷待遇。如果老板現在沒錢了，或有錢不給了，我受的傷害恐怕就沒人管了。”劉丹紅說，她還有很大的一個顧慮，那就是公司所說的，她是老板個人雇傭的，與公司沒有關系。

　　“一開始，我沒弄清公司這樣說是什么意思，甚至認為老板雇傭與公司雇傭是一回事。后來才知道，這家公司是老板一人創辦的獨資公司，如果公司無力賠償、老板也不賠償，我還不能以老板的家庭財產進行索賠。”劉丹紅說，好的一點兒是截至9月6日公司沒有上訴，法院憑微信轉賬記錄認定她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的判決生效了，她要抓緊時間認定工傷并進行索賠。

　　入職六年未簽合同

　　遭遇工傷公司拒賠

　　劉丹紅今年25歲，高中畢業即來北京打工。由于沒有學歷和專業特長，她對從事什么工作及給付多少工資待遇沒有特別要求，只要老板按時開工資就可以了。

　　2011年6月10日，劉丹紅來到北京一處建材市場轉悠。在這里，經一家經銷玻璃建材的公司員工介紹，公司老板何芳與她見了面，經商談公司決定留用她。

　　公司在建材市場的主要業務是合同洽談、運銷玻璃，劉丹紅在店面里擔任勤雜工，除幫忙裝卸車輛外，再干一些打掃衛生、傳送單據之類的工作。

　　看到活不累，每月還有4000元工資收入，劉丹紅很知足，就安心地干起來。至于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等事情，她連聽都沒聽說過，更不會向老板提出這些要求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轉眼間已是2017年。這年11月8日，劉丹紅在幫忙裝車時，有數塊玻璃滑落，造成其頭部、肩部、腿部多處受傷。因傷勢嚴重，她被送往解放軍總醫院緊急搶救。

　　在住院治療被期，公司通知劉丹紅的母親到醫院護理她，并支付全部醫藥費、護理費、伙食費和營養費等費用。隨著費用的增加，公司開始拖欠。到了最后，竟然停止支付一切費用。

　　申請工傷認定遇阻

　　請求確認勞動關系

　　住院期間，劉丹紅及其母親經多方打聽，才知道她的傷屬于工傷。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等法律法規，可以享受工傷待遇。而要享受工傷待遇，首先要認定工傷。

　　一開始，劉丹紅試著讓公司為她申請認定工傷，公司以各種理由一再推拖。無奈，她只得自己前往人社局申請。人社局工作人員告訴她，要認定工傷，需要證明其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而證明存在勞動關系的直接證據是勞動合同。

　　“我沒有勞動合同，也沒參加社保，人社局告訴我，這種情況下，公司應按法律規定標準支付工傷待遇。”劉丹紅說，她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怎么證明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

　　在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律師李麗輝幫助下，她向勞動爭議仲裁機構申請仲裁，請求裁決確認其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

　　“我沒打過官司，不知道什么是證據。”劉丹紅說，在李律師手把手指導下，她從銀行調取了交易明細，又將微信轉賬記錄打印出來。這些銀行交易記錄顯示對方戶名為“何芳”，微信轉賬記錄顯示“轉賬來自何芳”。不過，這些記錄均是2015年8月21日之后的，此前的工資都是通過現金方式發放的。

　　劉丹紅說，她還找到一些與同事小梅、呼娜等人的合影照片、暫住證，以此證明自己曾在公司工作。

　　同時，劉丹紅還提供醫院住院病案、收費票據等。其中，住院病案首頁顯示工作單位是公司，地址在建材市場，住院收費票據下方有“何芳”字樣的簽字。

　　根據上述證據，仲裁委裁決確認：劉丹紅與公司自2011年6月10日至2018年9月26日期間存在勞動關系。

　　聊天記錄鎖定事實

　　公司狡辯被判無效

　　公司不服仲裁裁決，訴至法院。

　　法院庭審時，劉丹紅又提交她及母親與老板何芳的微信聊天截屏，還原案件相關事實。其中，劉丹紅母親的聊天記錄顯示：

　　“何芳妹，自從劉丹紅11月8日在店里被玻璃砸壞后，我就來照顧她。5個月來家里一直沒有收入，家庭經濟十分困難。現在，我女兒需要營養，家里念書的孩子需要開銷，希望把劉丹紅截至2018年4月的所有工資和我從2017年11月16日到2018年4月9日的陪護費給我。”

　　老板何芳的回復顯示：“這幾天你不要我也準備和你商量了，劉丹紅的工資少不了，你的工資家里掙多少我給你開多少，多了我也負擔不起，出了這事兒已經花了20幾萬了，再加上你們工資合30多萬……”“我先給你轉2萬，你先花著吧，算丹紅的工資”。

　　老板何芳還回復稱：“一會兒把工資給你算一下，該給你的一分也不會少，多了我也沒有，海南的工地都停工了等錢用，貸款還沒有下來，我比誰都困難，砸鍋賣鐵給你看病，再困難給你開工資。”

　　“2017年2月17日至2018年1月17日計44000元，請假6天，扣除已開支的，余下19200元；2018年3月5日開工至9月5日，6個月24000元，你母親陪護1500×4=6000元，再給你19200元+24000元+6000元=49200元。此外，給你的吃飯零用錢8000元不算了。”

　　劉丹紅給何芳的回復是：“何芳姐，這是合法合理算的？你給我的太少了！”

　　此外，劉丹紅及其母親與何芳的通話錄音有這樣一段內容：“平時搬玻璃都沒事……小劉在我這里上班多年，她出事我很難過……我知道你是屬于工傷，你不是工傷我也不用管這么多……”

　　公司辯稱，銀行交易、微信轉賬系何芳個人向劉丹紅轉賬，所轉款項是勞務費，與公司沒有關系。對微信聊天截屏及通話錄音光盤真實性認可。

　　公司辯稱，劉丹紅系何芳個人雇傭，但未提交相應證據。另外，劉丹紅在仲裁申請時自述其于2017年11月8日與公司解除勞動關系，因此，即使確認雙方存在勞動關系亦應確認至2017年11月8日止。

　　對此，劉丹紅解釋稱，當初去仲裁立案時是沒有寫這句話的，是仲裁委要求她加上去的，后來在仲裁開庭時已經把這句話去掉了，也和仲裁員說了這個情況。

　　法院認為，微信聊天記錄、電話錄音中多次顯示劉丹紅系在工作中受傷的事實，亦顯示何芳存在向劉丹紅支付工資的行為，公司對這些證據的真實性亦無異議，且認可何芳系公司的投資人、法定代表人，亦存在向劉丹紅發放款項的行為。公司雖主張劉丹紅系何芳個人雇傭，但并未就此提交相應證據，故應承擔不利后果。

　　現劉丹紅提交的證據可以形成完整證據鏈，足以證明其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的事實，故對其主張予以采信。關于勞動關系確認的時間，公司雖主張劉丹紅在仲裁申請時自述于2017年11月8日解除雙方勞動關系，但劉丹紅就此已經作出解釋，根據上述微信聊天記錄及通話錄音，亦證明雙方在劉丹紅受傷后一直協商看病及賠償事宜，并未顯示劉丹紅存在解除勞動關系的意思表示。據此，判決確認雙方在相應期間存在勞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