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正在進行中，延遲退休再次引發熱議。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以“一老一小”為重點完善人口服務體系，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提高到95%，優化社會救助和慈善制度。

　　延遲退休政策關乎著每一位勞動者的切身利益。為何要提出延遲退休政策？政策的制定要注意哪些問題？是否會造成年輕人就業的“擠出效應”？針對這些社會關心的問題，勞動報記者專訪了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專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封進，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助理教授王洋。

　　老年人口連續上漲，社會養老負擔加重

　　記者：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在您看來，為何要推出延遲退休政策？

　　封進：中國的退休年齡是在1951年制定的，采取強制性的退休制度。但隨著預期壽命延長、受教育程度提高、健康狀況不斷改善，以及養老保險制度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有必要延長退休年齡。

　　按照國際標準，我們國家2000年就進入老齡社會。過去這20年間，中國老齡化程度是進一步加深的，這個趨勢基本上不可逆轉。一方面，人口預期壽命不斷延長， 2020年已經達到77歲；另一方面，生育率一路走低。一些預測也表明，往后中國的人口會出現負增長。

　　除了人口老齡化，養老負擔也比較重。有預測指出，到2035年養老金結余就會有問題，現在未雨綢繆，對不合理的參數進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

　　延長退休年齡，對于緩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減少以及減輕社會養老負擔，有特別明顯的作用。延遲退休年齡，相當于勞動力供給增加，對養老基金的平衡也有非常明顯的效果。所以，各個國家實際上都在采用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

　　王洋：提出“延遲退休”主要是為了應對我國當前人口結構變化趨勢下可能面臨的挑戰。當前人口結構變化最突出的兩個趨勢是老齡化和生育率下降。在現行養老制度下，“倒金字塔”的年齡結構會對財政產生越來越大的負擔。“延遲退休”能夠緩解一定的財政壓力，但在長期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充分發揮人力資本的作用，退休年齡應當和勞動意愿、生產力水平、勞動價值周期相適應。和首次規定法定退休年齡時相比，我國的人力資本（如教育水平、健康水平）都有了顯著的提升。采用具有彈性的逐步退休延遲政策，可以更長地釋放有意愿人群繼續創造勞動價值的潛力，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

　　延遲退休政策要靈活有彈性，不能“一刀切”

　　記者：如何理解“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延遲退休涉及3個年齡群體：原定退休年齡的60歲男性、55歲女干部和50歲女工人，如何針對不同人群精準施策？

　　封進：延遲退休延遲到多少歲要根據預期壽命、養老基金平衡，以及勞動供需來決定。我們國家目前的預期壽命與美國相近，而大部分國家的退休年齡是在65歲到70歲之間。所以，中國延遲退休年齡的空間還是比較大的。

　　但延遲退休這一目標是要漸進實現的。我認為可以先將女性的退休年齡延遲，比如說女性退休年齡從55歲延長到60歲。因為女性預期壽命比較長，受教育程度、人力資本狀況是可以與男性比肩的。從性別公平角度講，延遲女性退休年齡，也可以在職業發展方面給其更多的機會，因為，無論是雇主，還是女性本人，都更愿意加大“投入”，畢竟，投資回報期延長了。未來，女干部和女工人在退休年齡上的差別要淡化。不過，這并不是在短期內就能實現的。

　　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可能是每年延長半歲或三個月，通過一個較長的時期實現延遲退休的目標。例如同樣是延長5歲，如果每年延長半歲，需10年；每年延長3個月，則需20年。現實中一些國家的做法是非線性的，所以，在很多國家或地區，把退休年齡延長5歲需要經歷15到20年的時間。

　　王洋：我理解的“漸進式延遲”意味著延遲政策不會一蹴而就，而是逐步調整“延遲退休”的年齡，例如從延遲半年或者一年開始。除此之外，在適用范圍上也可能進行彈性化、差別化地調整，不搞“一刀切”。在整個過程中，需要及時調查掌握政策對人民生活、財政、就業的影響，充分傾聽，謹慎評估，靈活調整，應對不同群體尤其是基層勞動者的訴求。必要時還應當配合其他激勵補貼政策，在長期中逐步達到“合理”的目標延遲年數。

　　社會保障體系要健全，避免造成“老無所依”

　　記者：基層勞動者、體力勞動者擔憂延遲退休較多，會不會帶來“帶病上崗”、老年遭遇失業等新問題？

　　封進：我個人認為，退休政策應該更靈活。目前我國退休政策是達到退休年齡辦理退休手續，個人和企業的選擇都比較少。是否可以在最低領取養老金年齡之上一定范圍內有自主選擇權。比如說，女性領取養老金最低年齡設為55歲，但可以根據自己家庭的實際情況，在55歲到60歲之間選擇一個年齡退休，只要不早于55歲即可。

　　王洋：隨著年齡的增長，基層勞動者、體力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面臨著眾多的問題，也出現了職業后期缺少上升空間，甚至因為年齡被歧視裁員的情況。“帶病上崗”、老年失業等問題的實質來源于勞動力市場，因此，解鈴還須系鈴人。從勞動制度的規范執行，到消除就業歧視，再到失業保障、促進再就業的政策支持，如果缺乏落實、保障、支持，那無論是否延遲退休，一些勞動者的生活都可能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延退政策”要靈活精細，有差別、有溫度。同時，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優化社會救助和慈善制度也會極大地改善勞動者在未達到退休年齡前“老無所依”的狀況。

　　延遲退休或影響生育率，應有配套政策支持

　　記者：目前，很多退休后的老人扛起了照看子女下一代的重任。延遲退休是否會間接導致女性推遲生育年齡？造成生育率低、新生勞動力缺乏嗎？

　　封進：我們的研究發現，退休年齡會對女性生育年齡造成影響。在我們國家，0-3歲的嬰幼兒是家庭養育為主。女性會把自己的生育年齡與父母的退休年齡掛鉤。所以延遲退休有可能會導致女性推遲生育年齡，這樣會進一步影響到生育率。

　　對此，政府要有配套政策，增加0-3歲托幼機構的供給，解決年輕家庭的育兒困難。否則因為父母延遲退休，子女推遲生育或者辭職，將影響生育率，造成新生勞動力的缺乏。

　　王洋：生育意愿的降低和生育率的下降與生養孩子的機會成本密切相關，“延遲退休”并不是決定生育的關鍵因素，影響也是有限的。從目前中國家庭的普遍情況看，“延遲退休”的實施如果過于剛性，可能會擠出“老”對“小”的照料時間，增加撫養成本，進而影響家庭生育決策，可能不利于社會人口結構的優化。因此，延退政策要漸進，要在法定年齡的基礎上充分尊重個人意愿，避免“一刀切”所導致的激勵扭曲。

　　不會“擠出”年輕人就業，個別領域或受影響

　　記者：延遲退休會對年輕人的就業帶來“擠出效應”嗎？

　　封進：這個問題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上看。經濟學家們幾乎都不認為會出現這種“擠出”效應。從宏觀角度來看，首先退休漸進式延遲，那么每年因為延遲退休而多出來的勞動力不會太多。第二，現在老年人跟年輕人的人力資本結構不同，他們從事的工作很大程度上無法互相替代。比如，在數字經濟、互聯網經濟領域，延遲退休帶來的影響可能就不大。第三，延遲退休也可能會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有助于提高他們的消費需求和消費能力，進而可能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但是微觀上，一些體制內、傳統的工作可能就會受影響。從勞動者個人來講，尤其是青年人、中年人要加強技能培訓、不斷學習、終身學習就顯得更有必要。

　　王洋：我認為短期中這類擔憂確實存在，但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個蘿卜一個坑”的情況下，“延遲退休”自然會把就業壓力傳導到年輕人身上。因此在“延遲退休”的同時，必要時應搭配一定的引導政策，讓用人單位不必在新人和老人之間做出尖銳的取舍。

　　從長期的發展角度來看，就業的結構、形式、所需知識技能都在不斷變化。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對人才的需求是不會減少的，也會有更多適應年輕人的職業和就業形式出現。我們可能要更多地關注教育與勞動市場需求的匹配，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以及完善落實勞動力市場規范。